先
师
周 任 辛
杂
忆
编者按：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六，是周任辛老师的忌日。特发他生前学生虞争鸣的一篇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在有幸拜入周老师门下，亲聆他的教诲的众多学生中，我算是和老师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受他的影响和恩惠可算是最多的。周老师去世之后，我曾经邀请各位同学朋友写回忆文章，自己却一直没写过一篇像样的文字来与朋友们分享。究其原因，除了自己不善写作、不喜写作之外，还可能是因为和老师太熟了，反而不知道从何处写起，写些什么。直到老师百年诞辰将近，才在友人的鼓励下，译事之余，静下心来，回忆和老师几十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幸亏前些年参与收集、整理老师的文稿书信，对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思路也开阔了许多。尽管如此，也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个月，才完成这篇文章，作为对老师百年诞辰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01
师生之缘
认识周老师大约是在1981年春天。那时，温州市科委下属的科技情报站在举办了为期一年半的科技英语学习班（由王庚尧老师授课）之后，接着举办了温州最早的英语翻译班。
每星期两个晚上，一个晚上由王庚尧老师讲授《新概念英语》第四册，另一个晚上由周老师讲授中英、英中翻译。翻译课的作业由从头到尾不曾露面的王国龙老师批改。教师阵容可谓豪华，集中了当时温州几位顶尖的英语教师。学生（大约50来人）的组成体现了国门初开之时各界人士大旱逢雨般的求知热望：年龄参差不齐，从20出头到40多岁；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银行职员、教师、学生、政府官员、报社记者等。其中不乏后来在温州市崭露头角的政界、新闻界、医学界名人。
当时的周老师始届花甲，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个神秘人物：获得自由不久的托派重要人物。虽然此时他的英语翻译功力尚未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夜校授课的生涯也开始不久，但是他勇于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善于调动课堂的气氛，上课时充满激情，对学生有着发自内心的关心和提携，这一切，都已经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翻译课采取这样的教法，先发下一篇文章，周老师解释之后，交由学生带回去翻译。翻译作业上交之后由周老师带给王老师修改。下一节课，周老师在课堂上将学生们最精彩的译文逐句念出来，同时也念出自己的译文。每当自己冥思苦想仍然无法译出让自己满意的句子的时候，听到同学或老师的美妙绝伦的表达真有醍醐灌顶之感。一年下来，收益多多！
六年之后的1987年夏，听王含晖君提起，周老师仍然在办一个免费的英语学习班，我马上托他介绍，进了这个班级，重续了和周老师的师生之缘，这个缘分令我终生受益！
02
“免费”英语班的“学费”
周老师1979年回到温州之后，除了应不同的机构和学校邀请，开班授课，领取微薄报酬之外，还在不同的地点免费私人授课，学生多为亲朋好友的子女，或者经人辗转介绍，慕名而来的学子。授课的地点开始在某个学生的家里，随着学生增加 ，开始租用不同学校的教室。比如温州第十中学的教室等,时间最长的可能是位于市区三官殿巷的市中小学。
我于1987年下半年加入周老师的免费英语班学习，不久便发现老师不收学费，只是到了春节前，一部分同学会凑钱买一些家庭生活用具，送给周老师。记得那几年，我们先后买过电视机 、洗衣机、床等东西。听说周老师家里几件看上去比较新的家具如书柜、书桌、沙发，都是学生们以这种方式添置的。其他一些同学，则是在春节期间到周老师家拜年的时候，提上一些上好烟、好酒，聊作束脩 。
大概是在1990年的春节之前，当我和几位同学在老师的卧室兼书房里为他安装一张新买的床时，发现旧床底下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酒，上面积满厚厚的灰尘，都是学生们历年拜年送的礼品。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不大合理：周老师家境贫寒，虽已年近古稀，但他仍然是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儿子、儿媳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为老师购置家具用品当然不错，但是此时也基本买齐了。老师是抽烟的，但是舍不得抽好烟，酒平时基本不喝， 所以同学们花了不少钱买的烟酒对于改善老师的生活作用不大。我就和几位同学商量，每年过年时大家还是送些现金给老师比较好。同学们说，不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周老师坚决不同意以任何形式收学生们的钱。无奈之下，拜托林海乐同学的母亲傅易之老师去说服周老师。傅老师和周老师是多年的老朋友，说服力比我们强。结果，周老师勉强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于是从第二年起，我们开始动员比较熟悉的同学过年不送礼，大家把买礼品的钱凑起来，一起送给老师，每人50元，实际上远低于买礼品的开销 。第一次凑了大约两千多元，拜年时装在信封里交给老师。这个惯例就这样建立了起来，但是仍然采取自愿的方式，有些同学还是喜欢春节送实物礼品，有些人则因为和同学们接触不多，并不知道这种方式的存在。大约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班上年纪最大、做事特别认真的戴定华开始每年一次向全班同学收钱，然后一起交给老师。至此，周老师的免费学习班才有了比较稳定的学费收入，虽然扣除教室租金之后，剩余的金额和老师付出的心血相比，是完全不相称的。但是这点钱，对于老师贫寒的家境来说，还是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03
人生的追求
1995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晚上，下课之后，我们几位同学按那段时间的习惯陪周老师从市中小学出来，到信河街近百里路的一处馄饨摊吃夜宵。我向大家宣布了要下海经商的决定。周先生听了之后，语重心长地说：“争鸣，赚了钱，早点回来做学问啊！”虽然当时我在单位不过做些技术工作，根本没有做什么学问，但是老师的意思我明白。随后商海浮沉十多年，甜酸苦辣，不足为道。不过他的嘱咐始终牢记在心，不敢忘却。
周老师淡泊名利，安于清贫，恪守自己青年时代的信念。像他这样富有理想主义精神，轻家室而重天下，以拯救万民于饥寒为己任的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并不罕见。然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已是万物皆轻，名利至上。经商也好，从政也好，哪怕研究学问也是一样，或兢兢业业，或苦心经营，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都是出于提高一己之地位，改善一家之生活的目的。但是在老师看来，因学问而出名总归好过因经商而得利。
十五年之后，我确实回来了，而且后来所从事学术翻译勉强可称得上学问。但是“早”是算不上了，只能说是完美地错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如果老师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
像我这样的学生，对老师的道德文章，始终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但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落到行动上，则往往是随波逐流、行背离之。
现在想来，周老师在世之时对我们的处世态度是洞如观火的，他只是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会求全责备，而是一直努力用自己的身传言教来熏陶、影响我们。现在我自己也已经步入老年，对老师的当年的期望有了更深的领悟。人生在世，总得有所追求，有所付出。我希望用余生的努力来证明，没有辜负先生的一番苦心。
04
门槛底
九十年代初起，周老师在一些学校的兼课慢慢停止，自己先后办了三个免费英语班，星期日晚上和星期四晚上各一个班，前者的学生年纪较大，大部分在30岁以上，年纪最大的戴定华老师已经50多岁；后者的学生大多在25岁以下。有一部分学生两个班级的课都来上。这两个班都是长期的，许多同学都连续读上十来年。此外，周老师还开了一个高中生班，是为参加高考做准备的，每过一两年就会换一批学生。
我们一群人，是星期日班中年纪较大的一批，相对而言，和周老师的代沟浅一些，共同语言比较多，课堂之外也和老师走得比较近。久而久之，老师把我们这群人称为门槛底学生，比门下更进了一步。只是，我们没有把这种殊遇用来追求学问，倒是常常把老师拉出书斋，体验尘世生活的乐趣，这其中就包括三次郊游。
第一次是1992年7月25日。当时我还在温州地震台工作，每隔几天轮到值班，这一天正是我值班。地震台位于南白象头陀山下的头陀寺隔壁，当时分为两处，一处位于寺前北侧的山坡上，一个占地约三亩的院子，一排七间二层楼房充当宿舍和办公室，另外还有两座三间的平房分别作为食堂和辅助用房；另一处位于寺后山坡上，是观测机房和值班室。
那天，周老师由黄金花、林晓霞、赵燕霞、王含晖和倪霜月等几位同学陪伴，搭乘公交11路汽车来到地震台。说好要在我这里通宵看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因为我值班，没法很长时间离开岗位，所以，除了在附近沿着山溪走了一会之外，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后山的值班室里。我用电脑为大家播放了莎朗·斯通主演的电影《本能》的光盘，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一件新鲜事了。
电视机摆在一个面积较大的办公室里，中间是一张由几张长桌拼起来，比乒乓球桌还大的工作台。值班室里有一张供值班员休息的床铺，夜深的时候，我请周老师上床休息。然后在电炉上煮了一锅既没什么调料，又煮得太烂的面条，供大家充饥。当晚的开幕式场景已经全无印象了，只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这几位平常文质彬彬的同学，已经横一个竖一个，躺在桌上或者地上，全部睡着了。
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的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周老师再一次和同学们来到地震台，金莉、谢闻蕙和我都带着当时还都不足八岁的孩子一起来，此外还有黄金花、王含晖、林晓霞、林海乐等人。这一次我没有值班。天气很热，周老师照样是一身中山装，里面还穿了棉毛衫。大人小孩都跑到院子外的道路上，拿了竹竿去粘树上的知了，周老师也童心大发，抢过竹竿往树上戳。喜笑颜开、手舞足蹈的情态，前所未见，后来也没有再见到过。大概是调皮的林晓霞，从山上采了一束山茶花，叫老师拿着，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几乎成了周老师的标准照，经常被我们用于各种场合。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还是围着周老师聊天，聊周老师的陈年旧事。好奇的同学们，对周老师年轻时的罗曼史发生了兴趣，奈何老师守口如瓶。
1994年8月，瓯海建设银行的林天年，邀请我们陪伴周老师去他的家乡泽雅游玩，那里的主要景观和山石溪涧有关，当我们攀爬山间时，周老师和彭莘之坐在山脚下等候我们。山坡上有一座访珠亭，周老师抄下了亭上的对联，回家后译成了英文。另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当时在党校教书的倪集崇一鼓作气攀上了一块名为珠岩的巨石之后，迟迟不敢下来。那一夜我们是在泽雅留宿的。
从商几年之后，大约是在1997年，我向周老师提出，不去上课了，门槛底的同学也都说不去上课了。理由都是工作忙了，学习效率下降了。但是我们约定每星期五和周老师聚一次。地点分别是林海乐家、胡晓静家、某个新开的酒吧或者茶座，也去过我当时所在的外贸公司，偶尔也出去吃火锅。一开始，周老师还是心有不甘，一落座，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纸条，上面记着和时事有关的英语词语，一般都是从新版的中国日报上摘抄下来的，要我们记背。奈何我们打岔泼冷水，不久之后也就放弃了，和我们一道谈天说地，虚度光阴。那段光景到底持续了几年，已经没有印象了，后来，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大家比以前忙了，而且有三位同学先后出了国，这种形式的聚会就慢慢减少了。我一直认为，虽然我们把周老师从书桌旁拉了出来，浪费了他不少宝贵的时间，但是为他的暮年带来了许多快乐，还是功大于过的。
05
先生的人格魅力
周老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命运没有给他机会，让他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华。从小学到高中，他念的都是温州最好的学校，是最好的学生。1941年考上浙大，因学费问题没有去报到，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之后才于次年8月去浙大龙泉分校报到。最后二年必须到贵州浙大总校学习，又因无法筹足去贵州的路费和学费，于1944年9月到当时设在闽北的暨南大学借读，同年冬天，便因从事托派活动而被学校开除。所以周老师的大学教育，是在战争年代处于流亡状态中的学校里进行的，学校教学条件之简陋，图书资料之缺乏，师资之不完备，皆可以想象，不仅如此，就连时间长度，也是远远不足的。这样一来，通向学术道路，成为一个大学者的大门，就基本上关闭了。
当然，周老师没有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当时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的温州同乡夏承焘先生曾对他说，希望他成为另一个朱生豪，后者是夏在之江大学的学生。说明在夏的眼中，周老师是可造之才。只是浙大的另外一个老师安明波对他的影响似乎更大，他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这条不归路。
大约在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几个和老师走得最近的学生曾经冒昧地问过周老师，是否后悔选择了政治道路？如果当时选择学术道路，现在肯定是知名大学者了。他说，当然不后悔，如果后悔，不就意味着他这一辈子虚度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周老师所选择的道路意味着妻离子散以及二十七年的牢狱之灾，给个人、给家庭带来的伤害都是难以估量的。不仅如此，由于他的超乎常人的个人魅力，因受他影响而涉足政治的学生与朋友为数不少，后来的人生多半坎坷。对此周老师自己心中有何感触，我从未听他言及，但是晚年他一直勉力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的老友，则多有听闻。举一个例子。90年代，周老师应香港刘乃光之邀，陆续翻译国外政论与报道达数百篇，无论是否发表，刘乃光均会付给稿酬。这些钱，周老师自己分文不取，全部分给了老朋友。
真是造化弄人，周老师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不足十年，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还是花在了教育和翻译上，虽然是以比较业余的方式，以不那么正式的身份，但是所达到的高度，所取得的成就，和大部分学校出来之后，直接走上教育事业的人相比，丝毫不逊色。以我个人的观察，他更适合做学问，而不是从事政治。第一、他非常用功。我首次见到周老师是在1981年春，那时他已经59周岁，他的英语水平，还远未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此后的20多年里，他通过阅读、翻译和教学，将自己的英文造诣，尤其是中译英的能力，提高到温州迄今尚无人超越的水平。这一点，如果他不具备一个优秀学者甘于寂寞的特质，是无法做到的。很少有人，哪怕是大学的教授，能够像他那样，到了八十来岁，还坚持每天阅读三张英文《中国日报》，把新出现的译法和词汇抄到纸条上，反复诵背。第二、他乐于助人。在英语方面，他对别人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尽管有时候一些要求不尽合理，比如，他替别人代写过论文；花费大量时间，无偿为朋友翻译一些难度很高，但是意义不大的资料。在名利方面，他总是谦让推辞，从不斤斤计较。第三，他青年时代投身其中
的托派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派别，按照我们这个年代革命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为人过于书生气，宅心仁厚，根本不可能做到与敌人，与内部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在你死我活的政治环境中，他这样的个性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无论在提篮桥狱中以及在青浦农场软禁期间与难友相处，还是回到温州后和邻居相处，如有争端，他必定身处弱势，百般忍让。这种种似乎注定了他在政治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很远，哪怕他当时所加入的是另一个后来取得成功的阵营。
周老师身上能体现出他的政治天赋的地方，便是他强大的人格魅力了。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对话者和倾听者，善解人意，与他交谈始终是一次愉快而富有收获的经历，所以晚年在温州，他身边一直有数以百计的朋友和学生和他保持来往，或电话，或上门拜访。其中不乏温州有名望的读书人，如马骅、樊祖鼎、王庚尧、林虹、蔡心谷、沈克成、徐晋、娄绍昆、叶国传等先生。
而最为令人难忘的，是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九十年代，他同时开办了三个免费教授英语的学习班，其中两个成人班，学生流动性比较大，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我当时也介绍了好几个同事或者朋友进班上课，很快就惊奇地发现，这些朋友上过一两节之后，老师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如果此人后来不再出现，他就会在一段时间里再三问，某某为什么不来了？下次叫他（或者她）来上课啊。往往过了好几年，他还记得一位只上了几节课的学生。考虑到周老师在温州教书超过23年，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能做到这样，除了天生超强的记忆力，主要还是他对学生特别用心吧。他似乎认为，多教一个学生，他的人生意义就多了一分。确实如此，凡是跟随周老师一段时间的学生，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变。
因为周老师的授课长期采取一种宽松的、几乎免费的形式，很多同学都长年跟着老师上课，最长的跟了20来年，天长日久地浸润在周氏文化的氛围中，性格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影响，当时并无感觉，随着周老师的去世，当年的学生渐渐步入中年、老年，才体会日益深刻。这些影响在不同人身上有着
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刻苦努力，在专业上取得不凡的成就；有些人效仿他的方法，对学生关怀备至；也有些人入了官场，依然谨言慎行，远离贪腐。有一点可以确定，善良和正直是他们共同持守的品质。周老师去世十八年，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依然被同学们铭记在心，便是他的人格魅力的最好证明。
END